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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股權轉讓所得確認的法律沖突及其解決

來源:注冊海外公司上海站 發表時間:2012-01-13 20:42 點擊:

股權轉讓是現代企業常見的資本運作行為,其稅務處理也是各國公司稅收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近年來,國家稅務總局針對企業股權轉讓的稅務處理發布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或者由于這些規范性文件的表述非常專業化,而且彼此之間對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也不統一,實踐中產生較大的混亂,諸如分配前轉讓與分配后轉讓的優劣之爭即為典型的例子。對此,一些專業稅務雜志陸續刊發了《企業改組、改制過程中的稅務處理》等文章,對稅務處理中的一些誤區進行了澄清。[1] 然而,這些文章在厘清了若干實務的同時,本身也存在對稅法法規的某些誤讀。2004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企業股權轉讓有關所得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稅函[2004]390號,以下簡稱《補充通知》),力圖對法規之間的沖突作出協調。但是,對這一最新規范性文件的解讀卻引發了更多的困惑。

筆者以為,股權轉讓所得的核心問題,也是各規范性文件之間沖突的關鍵,在于我國稅法是否應當確認、以及如何確認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從稅收理論的分類看,它屬于對資本利得的課稅。這是一個西方各國稅收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領域,[2] 而我國當前轉型時期新舊經濟形式的共存使得問題更加復雜。對此,理論界與實務部門都缺乏必要的關注和研究,[3] 不利于股權轉讓實踐的發展。在下文中,筆者將對我國現行企業股權轉讓所得稅的規范性文件進行梳理,展示股權轉讓所得確認的稅法規則之演變以及沖突,探討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確認的約束條件,提出從根本上解決股權轉讓所得確認問題上法律沖突的設想。

一、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及其對納稅人轉讓行為的影響

就稅法的一般原理而言,股權轉讓與其他財產轉讓一樣,其收益的性質屬于資本利得。資本利得的計稅基礎(tax base)為轉讓財產所獲得的收入與被轉讓財產的取得成本之間的差額。[4] 套用國家稅務總局文件的表述方式,股權轉讓所得為企業“轉讓股權投資的收入減除股權投資成本后的余額”[5]或者“股權轉讓價減除股權成本價后的差額”[6] .

但是,股權轉讓所得與其他財產轉讓所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于它并非單純的財產處置收益,還可能包含了“持有收益”的成分,[7] 即轉讓人在持有股權期間基于被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利潤而應享有的權益增長部分。如果被投資企業將這些新增盈利全部分配給股東,它們就成為股權持有人的股息所得。但是,企業基于法律要求以及經營需要都不會進行全額分配。未分配的盈余留存于被投資企業,就構成資產負債表中的“盈余公積金”或“未分配利潤”。對股權持有人來說,這些保留盈余[8]通常增加了股權的內在的價值并在其處置股權時得以實現,以資本利得的形式表現出來。

依照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股息性所得與財產轉讓所得的稅收待遇完全不同。股息性所得作為投資方從被投資方獲得的屬于已征收過企業所得稅的稅后利潤,原則上,內資企業對這部分所得實行稅收抵免,僅就差額稅率部分補交所得稅;[9] 外商投資企業從其他企業分得的股利則完全免稅。[10] 相反,財產轉讓所得需要全部并入企業的應稅所得額,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對于股權轉讓所得而言,這就相當于股權轉讓所得中內含的股息部分(即持有收益)承擔了雙重稅賦。

在股息與資本利得稅負不同的情形下,稅法上如何規定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是否確認其中可能存在的持有收益,對于企業納稅人轉讓股權的行為,特別是轉讓時機的選擇,有直接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稅法不區分“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而是要求將股權轉讓價與成本價的差額全部作為應稅所得,則股權持有人將傾向于在被投資企業將留存收益全部分配之后進行股權轉讓,從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股息免稅的好處。相反,如果稅法規定,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部分可視為股息,則股權持有人就不會太在意被投資企業的利潤分配。因為,不論被投資企業分配與否,股權轉讓人都可以從作為計稅基礎的股權轉讓所得中,剔除對應于被投資企業留存收益部分的“持有收益”。

二、我國稅法對股權轉讓所得的規定及其內在沖突

我國最早提出對股權轉讓征稅的法律文件,是1994年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1] 不過,具體的計征辦法是在國家稅務總局數年后出臺的規范性文件中逐漸明確的。因循企業所得稅內外有別的傳統,在股權轉讓收益征稅問題上也出現了內、外資企業各自適用的規章:

——對于外商投資企業:1997年4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合并、分立、股權重組、資產轉讓等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的暫行規定》(國稅發[1997]71號),以下《外資重組規定》),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轉讓收入如何征稅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

——對于內資企業,國家稅務總局在1998-2000年間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規定,包括《企業改組改制中若干所得稅業務問題的暫行規定》(國稅發[1998]97號,以下簡稱《內資改制規定》),《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以下簡稱《股權投資通知》)、《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合并分立業務有關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2〕119號)等。

在上述規范性文件中,國家稅務總局在1997-98年間實行的政策是區別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將“持有收益”作為股息性所得看待,免予納稅。1997《外資重組規定》與1998《內資改制規定》對此的表述幾乎完全一致:

“股權轉讓收益或損失=股權轉讓價-股權成本價

“股權轉讓價是指股權轉讓人就轉讓的股權所收取的包括現金、非貨幣資產或者權益等形式的金額;如被持股企業有未分配利潤或稅后提存的各項基金等股東留存收益的,股權轉讓人隨轉讓股權一并轉讓該股東留存收益權的金額(以不超過被持股企業帳面分屬為股權轉讓人的實有金額為限),屬于該股權轉讓人的投資收益額,不計為股權轉讓價。”

然而,2000年以后,國家稅務總局似乎改變了以往的做法,在其發布的《股權投資通知》中,不再區分“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而是將整個股權轉讓收益視為資本利得,其規定如下:

“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或損失是指企業因收回、轉讓或清算處置股權投資的收入減除股權投資成本后的余額。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應并入企業的應納稅所得,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股權投資通知》并沒有界定股權轉讓的概念,也沒有明確自己的適用范圍,只是在通知的最后有一條:“此前規定與本通知規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規定執行”。由此,在實務中引發了關于《股權投資通知》與《外資重組規定》、《內資改制規定》之間的效力關系的爭議。多數人理解《股權投資通知》取代了《內資改制規定》的規則,股權轉讓中不得再確認并扣除持有收益。一些人甚至認為《外資重組規定》確認持有收益的規則也不再適用。[12] 實踐中也出現了大量將股權轉讓時機與利潤分配聯系起來的稅收籌劃。

依一般法理,《股權投資通知》主要是與《內資改制規定》的沖突。企業改制、改組中一般都會涉及股權轉讓,因此,《股權投資通知》的適用范圍與《內資改制規定》存在很大重疊。至于《外資重組規定》,其引言部分表明依據的是《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而《股權投資通知》開篇則說明其“依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且企業所得稅的內外有別也是我國長期以來的做法,因此,從法理上看,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重組應繼續適用《外資重組規定》。

三、《補充通知》解決沖突的方式與局限

為解決稅收實務中的混亂,國家稅務總局2004年3月發布了《關于企業股權轉讓有關所得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稅函[2004]390號),相關規定如下:

“一、企業在一般的股權(包括轉讓股票或股份)買賣中,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有關規定執行。股權轉讓人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或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股權轉讓所得,不得確認為股息性質的所得。

二、企業進行清算或轉讓全資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業時,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改組改制中若干所得稅業務問題的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發〔1998〕97號)的有關規定執行。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為避免對稅后利潤重復征稅,影響企業改組活動,在計算投資方的股權轉讓所得時,允許從轉讓收入中減除上述股息性質的所得。

從上述規定來看,《補充通知》對于股權轉讓規范性文件之間的沖突采取了如下的解決方案:

第一,《補充通知》明確了針對企業改制的《內資改制規定》與針對股權轉讓的《股權投資通知》都是有效的,后者并沒有取代前者。[13]

第二,在股權轉讓所得計算口徑問題上,《補充通知》維系了“確認持有收益”與“不確認持有收益”兩種方法并存的局面。

第三,對于《內資改制規定》與《股權投資通知》適用范圍重疊的問題,《補充通知》通過將“股權轉讓”形式進行細分,來劃分兩個規范性文件各自的適用范圍。具體來說,“股權轉讓”被分成(1)一般性股權買賣(不論是以股票形式還是以股份形式轉讓),(2)轉讓全資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業,(3)清算。其中,對于一般性股權轉讓,適用《股權投資通知》的不扣除持有收益的計算方法;對于清算或者轉讓持股95%以上子公司的股權,適用《內資改制規定》扣除持有收益的計算方法。

應該承認,《補充通知》通過澄清規范性文件之間的關系,對于理順企業股權轉讓征稅實務有一定的意義。但是,《補充通知》本身也讓人產生更多的疑惑。例如,為什么我國稅法中依然采用“確認持有收益”與“不確認持有收益”兩種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區別適用的理論基礎是什么?為什么一般性股權轉讓不允許確認持有收益?是因為其中不存在持有收益嗎?確認持有收益的改制規則為什么只適用于企業轉讓全資子公司或持股95%以上的企業的股權?轉讓持股90%或者85%的子公司的股權就沒有持有收益嗎?

所有疑惑的核心,都系于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對此,《補充通知》本身不可能給出答案。

四、股權轉讓所得中持有收益確認的約束條件

跳出煩冗瑣碎的實務,從理論的層面來觀察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筆者有一個驚訝的發現,這似乎是一個中國稅法中獨有的概念。從國外來看,即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股權轉讓所得的課稅幾乎都沒有單獨確認“持有收益”,而是適用資本利得的一般公式。[14] 更讓人費解的是,國內稅收理論(包括財稅法研究)與實務界似乎都從未注意到這一概念的獨創性以及它可能蘊涵的理論上貢獻(當然也可能是理論上的缺陷),報刊上零星的討論都只不過是對稅法規范性文件的一種適用性解釋。[15] 可以說,關于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最原始的出處、最具體的描述與最權威的解釋都是同一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持有收益的《外資重組規定》與《內資改制規定》中的表述:

“被持股企業有未分配利潤或稅后提存的各項基金等股東留存收益的,股權轉讓人隨轉讓股權一并轉讓該股東留存收益權的金額(以不超過被持股企業帳面分屬為股權轉讓人的實有金額為限),屬于該股權轉讓人的投資收益額,不計為股權轉讓價”。

上述文字在《補充通知》中更精練地表達出來:“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

從邏輯說,把持有收益等同于“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的確認方式并不當然成立,至少它還需要一些約束條件。顧名思義,“持有收益”應當是投資人在持有股權期間基于被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新增盈利而獲得份額,它必須經過一定的營業期間才可能顯現。這就意味著股權應長期持有。如果只是短期持有,甚至取得股權后數日后就轉手,持有期間內被投資企業尚未報告新的盈利。這樣,“股權轉讓價”與“股權成本價”中所包含的被投資企業的留存盈余很可能是相同的,二者的差額就不含有持有收益,而是純粹的股權處置收益。[16]

另一方面,即使是長期持有的股權被轉讓,股權轉讓所得中理應包含持有收益,但這還需要轉讓交易的雙方對股權的定價與被投資企業的凈資產的各部分相聯系,最好能明確轉讓中至少包括“股權+股東留存收益權”兩部分[17],以便將一部分轉讓款確認為持有收益。顯然,這一條件在現代資本市場中很難實現。現代財務管理理論對股權的定價并不拘泥于企業的凈資產或保留盈余,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根據企業未來創造的現金流或未來各年度支付的股利進行貼現所得到的現值之和,即收益現值法。[18] 由此而得到股權轉讓差價,與股權持有期間公司新增盈利以及持有人應享有的份額之間的數量關系并不清晰,很難準確計量哪一部分股權轉讓收入就是持有收益。如果考慮到股權轉讓時可能存在的各種非市場因素,股權轉讓所得的構成就更加不確定了。

如此看來,域外各國都不確認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五、現行持有收益確認方式的缺陷分析

或許有人會主張,收益現值法等現代資產定價理論主要適用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股權轉讓作價主要還是采取以凈資產為準等傳統方式。[19] 即便如此,我國稅法關于持有收益的確認/計量方式,也可能只是在企業原始股東、特別是長期持股的原始股東基于凈資產而轉讓股權的情形下比較容易操作。對于這些投資人而言,其出資構成了被投資企業的實收資本以及資本公積(資本溢價部分),被投資企業日后經營活動產生的利潤,已分配的當然已成為股息,未分配的作為“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留存于被投資企業當中。當若干年后原始股東轉讓股權、特別是以凈資產為計價基礎轉讓時,可以比較清晰地識別出其中屬于“持有收益”的部分,即“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

相反,對于后任股東來說,即便轉讓是以凈資產為基礎計價的,其取得股權的成本中也就包含了一部分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當其再轉讓股權時,如果繼續套用“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的計量方式,就會高估、甚至虛擬出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部分。

用一個例子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2000年5月1日,A公司出資950萬與B公司出資50萬設立S公司,A 、B各占95%、5%的股份。2003年5月1日,S公司的所有權權益為:注冊資本1000萬,盈余公積200萬,未分配利潤100萬。假定該日A公司將其在S公司中的全部股權以1500萬元轉讓給C公司。一周后,C公司加價50萬,以1550萬元的價格把該股權轉讓給D公司。A、B、C、D、S公司適用的所得稅率均相同。

對于原始股東A公司而言,其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大致可以辨析出來。轉讓S股權收益為550萬元(轉讓價1500萬元-股權成本價/出資950萬元),其中,A應享有的S公司累計盈余公積和累計未分配利潤部分為285萬(95% x300)。按照《補充通知》,轉讓持股95%以上的子公司的股權,該部分可作為股息性所得。550萬剔除285萬后剩余部分為A公司的處置股權所得。

相反,對于后任股權D公司而言,其轉讓S股權作價1550萬元,股權成本價為1500萬元,差額50萬元。依常識判斷,D公司實現了股權處置收益50萬元。然而,如果按照現行稅法關于持有收益的計算方式,由于D公司在轉讓前也享有S公司累計盈余公積和累計未分配利潤285萬(95% x300),該部分應作為股息性所得從股權轉讓價中剔除。這樣一來,D公司處置S公司股權的收益為負- 235萬元(1550-285-1500),因此D公司的股權轉讓交易是虧損的!

這一結果顯然非常荒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D公司按照現行稅法的計算方式被虛擬出了285萬元的持有收益,而這285萬并非持有收益,相反卻是D公司為取得股權所支付1500萬元中的一部分。因此,D公司不能再從股權轉讓價中剔除本不存在的“持有收益”。其轉讓股權獲得的50萬收益源于“股權轉讓價(1550萬元)— 股權成本價(1500萬元)”,這是純粹的股權處置收益。

對此,我們甚至還可以用最簡單的邏輯來推理:顧名思義,“持有收益”是持有股權期間被投資方凈資產的增長。D公司獲得股權一周后就轉手賣出,如何能夠產生持有收益?

上面的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補充通知》所存在的缺陷,那就是根據持股比例(95%)而不是持股時間來劃分是否可以確認持有收益。如例所示,即便是持股95%以上的股權轉讓,如果不是長期持有,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可能根本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很難量化,無論如何也不會等于“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

六、對持有收益規則缺陷的一種理論解釋

至此,邏輯與實證的分析都展示了持股時間是股權轉讓中確認持有收益的必要約束,那么,為什么我國稅法沒有區分股權的長期持有與短期持有?筆者以為,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導致了上述結果:第一,受財務會計制度的影響,股權投資被習慣性地視為“長期投資”而非“短期投資”;第二,持有收益規則出臺的背景進一步強化了股權投資為長期投資的意識。

“股權投資”作為財務會計中的一個傳統概念,通常與“長期投資”聯系在一起。我國《企業會計制度》第21條規定,“長期投資,是指除短期投資以外的投資,包括持有時間準備超過1年(不含1年)的各種股權性質的投資、不能變現或不準備隨時變現的債券、長期債權投資和其他長期投資。”在資產負債表中,長期投資項下通常分列“長期股權投資”、“長期債權投資”項目,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流動性弱,不易變現或者不打算變現。另一方面,短期性的投資在會計實務中通常被理解為證券類的投資,如股票、債券等流動性很強的資產。雖然《企業會計制度》第16條對“短期投資”的解釋是指“能夠隨時變現并且持有時間不準備超過1年(含1年)的投資”,但其接下來所舉的例示是“包括股票、債券、基金等”,而沒有出現“股權”的概念。這都體現了會計實務中的一些思維定式。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合一的制度,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二者才逐漸分離,但會計法對稅法的影響依然很大,二者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相同或相通的。[20] 因此,稅務當局在擬訂有關股權轉讓的課稅規章時,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將股權與長期投資聯系起來。這從規范性文件的表述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證,例如股權轉讓人被稱為“投資方”,其擁有股權的企業則是“被投資企業”,等等。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關鍵的因素,最初確認股權轉讓持有收益的兩個規范性文件,無論是針對外商投資企業股權重組的《外資重組規定》,還是針對內資企業改制的[1998]97號,它們適用的事項都非常明確:企業改組、改制行為。其背景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全國范圍內逐漸興起的企業組織形式與經營機制的大轉換,特別是傳統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以及外商投資企業控股公司的組建。[21] 在這一波改制、重組浪潮中,轉讓股權的主體基本上都是原始出資人,所轉讓的股權當然屬于“長期投資”。這些現實因素,無疑強化了稅務當局關于轉讓中的股權當然具有長期持有特征的意識。

然而,今天看來,將股權等同于長期投資的觀念與是非常不合時宜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股權轉讓是一種普通的、常見的企業財務運作行為。取得一個企業的股權并不一定是為了經營,而是為了轉手獲利。股權持有人與其持有股權的企業之間的關系并非傳統的“投資方”與“被投資企業”的關系,而是商人與商品之間的關系。企業本身成為買賣的對象。股權持有期限大大縮短,股權轉讓與股票轉讓之間的區別也模糊起來。這一切,無疑徹底顛覆了我國傳統財務會計制度“股權=長期投資”、“股票=短期投資”的理念。

問題是,稅務當局意識到了嗎?

七、重新認識股權轉讓所得稅規則的沖突

基于上面的分析來重新解讀我國稅法關于股權轉讓所得確認的一系列文件,可以對它們之間的沖突獲得一種新的理解。

應該說,早期稅法確認持有收益,并將持有收益作為股息性所得看待,邏輯上還是站得住的。在它們所適用的范圍內,企業的改組、改制不僅體現出轉讓人長期持股的特征,而且,由于改制前后企業之間的承接關系,股權轉讓通常是與企業資產負債的移轉同步進行,對股權的定價基本上也與企業凈資產掛鉤。其中,在國有企業股權的轉讓中,基于凈資產的定價方式更是法律確定的底線。[22] 在這種情形下,股權轉讓人的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如果有的話)基本上可以清晰地分辨開來。

不僅如此,通過確認持有收益,避免對股息性所的重復征稅,稅法也間接發揮了配合宏觀經濟全局、促進企業改制的政策性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稅法提出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這一概念,可以視為一種富有實踐智慧的創造。即使其在理論上先天不足,但它畢竟在特定的時期、特定的環境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從域外的經驗來看,對于企業改制、重組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也是一些發達國家所采取的做法。[23]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改制、改組的特定背景已經逐漸淡去,股權轉讓在我國迅速成為一種普遍化的資本運作行為。資本市場的發展也為股權的迅速轉讓創造了條件。同時,對股權的定價也不再單純與被投資企業的凈資產掛鉤,交易當事人開始采用各種資本定價理論。這樣,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不論是確認邏輯還是實際計量都遭遇到很大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稅務總局2000年出臺的《股權投資通知》,改變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不再考慮持有收益,實際上是對上述變化了的經濟環境的一種理性的反應。

當規范性文件之間的沖突出現后,如果稅務當局對這些文件之間的關系給予充分的澄清,明確提出“以股權交易價差為基本規則,確認持有收益為例外”,就可以在我國建立起符合邏輯的、操作上可行的股權轉讓所得確認規則體系,同時也對企業的改制、改組活動給予了必要的政策扶持。果真如此,我國股權轉讓所得的稅法規則很可能成為“在改革中創新與發展”的一個象征。

遺憾的是,或許是因為我國轉型時期市場發展的不均衡,新老股權轉讓混雜,或許是因為稅務當局尚未從理論上認識股權轉讓所得中持有收益確認的約束條件,2004年的《補充通知》維持了“確認持有收益”與“不確認持有收益”并存的格局。盡管《補充通知》通過引入“一般性股權買賣”這一概念,并規定一般性股權轉讓均不確認持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確認持有收益規則的適用范圍,但是,該文件同時又創造了95%持股標準,并且重申“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這一有內在缺陷的計量方式。所有這些,都將導致股權轉讓課稅的實務更加混亂。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稅務當局還需要再發布一個補充通知!

結 語

對股權轉讓所得稅規則沖突的分析,給了我們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來觀察稅法規則以及稅務當局與當下急速轉型的中國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軌跡。同時,它也讓我們發現了一個中國稅法特有的概念——持有收益。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但卻不容易精確度量的事項;曾經對中國企業的改制有所貢獻,但終究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或許,我們也可以通過修正現行稅法關于持有收益的計量方式,以及增加“長期持股”以及“新增收益”之類的約束條件,來恢復“持有收益”的本來面目。但是它們操作起來依然有一定的難度。更何況,在一個市場化的經濟環境中,股權轉讓本來就是市場主體實現資本增值的方式,為什么一定強制長期持有呢?

由此來看,稅法并不單獨確認持有收益,而是把它留給股權轉讓人來進行稅收籌劃,可能是一種更明知的政策選擇。因長期持股而期待實現持有收益的投資人,將考慮在企業利潤分配之后進行股權轉讓,或者強迫企業把留存收益的全部或大部分進行分配,從而降低稅負。當然,這種股東稅負導向型的利潤分配,可能給一些現金流不足的企業或者急需資金擴大經營的企業造成不利影響。不過,市場主體總會有辦法的。[24]

長遠來看,為緩解持有收益上可能存在的雙重稅負問題,一個更可行的方法不是確認持有收益,而是根據轉讓人持有時間的長短來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或者根據不同的情形給予相應的免稅額。例如,丹麥對持有3年或3年以上股票的資本利得免稅,德國則對轉讓參股利益的資本利得,只要其在兩年內用于再投資,則其數額的80%免稅[25]。這些都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注 釋:

[1]楊力,“外資企業股權投資稅收籌劃之辨析”,《涉外稅務》2003年第2期;楊春盛,“企業改組、改制過程中的稅務處理”,《涉外稅務》2004年第2期。對于這些文章中的誤讀,筆者將另文分析。

[2]資本利得是西方國家稅收中的一個概念,又稱資本收益,是指個人或公司企業因出售或交換資本項目所得到并實現了的收益。資本項目既可以是股票、債券之類的動產,也可以是機器設備或房地產之類的不動產。我國所得稅法中盡管有對財產轉讓收益的課稅,但尚未采用“資本利得”的提法。參見各國稅制比較研究課題組編著,《公司所得稅制國際比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頁。

[3]筆者對這一主題的檢索包括三部分:(1)中國期刊網、財稅法網的專業論文;(2)google搜索新聞報刊上的報道或評論;(3)北京大學圖書館稅收制度和稅法主題的著作、教材,沒有找到一篇揭示稅法沖突并進行分析的論文,幾乎所有的文章和著述都是從適用或者稅務籌劃的角度對相關規則進行簡單的解釋和說明。

[4]凱文。E.墨非,馬克。希金斯著,解學智、夏琛舸、張津譯,《美國聯邦稅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73頁。

[5] 《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

[6] 《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合并、分立、股權重組、資產轉讓等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的暫行規定》(國稅發 [1997]第71號);《企業改組改制中若干所得稅業務問題的暫行規定》(國稅發 [1998]97號)。

[7] 之所以說“可能”,是因為它取決于轉讓人持股期間的長短。具體參見本文第四節的分析。

[8] “保留盈余”是會計上對“盈余公積金”與“未分配利潤”的統稱。關于股東權益構成的法律用語與會計用語的比較,參見拙著,《會計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頁。

[9] 參見《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之“一、企業股權投資所得的所得稅處理”。

[10]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18條。

[11] 第7條在解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五條(二)項所稱“財產轉讓收入”時,稱其“指納稅入有償轉讓各類財產取得的收入,包括轉讓固定資產、有價證券、股權以及其他財產而取得的收入”。

[12]一個基于這種理解而對外商投資企業股東轉讓股權進行的籌劃,參見中華會計網校的網站:《先分配后轉讓股權對投資者有利》, [http://www.chinaacc.com/new/2002_1121101142146.htm],2005年1月訪問。

[13] 《補充通知》沒有涉及《外資重組規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分析,即股權轉讓征稅與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基本格局一樣,繼續實行內外資企業分別立法、各自適用的政策。

[14] 解學智主編,《國外稅制概覽:公司所得稅》,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3月版。該書是財政部稅政司近年來跟蹤研究國外稅制改革情況的一項工作成果,基于對國外最新稅制資料的翻譯整理而成,匯集了67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料。其中,有些國家,如荷蘭、德國、丹麥等,對符合一定條件的股權轉讓收益全額免稅或部分免稅。另參見《公司所得稅制國際比較》,前注2書,第50-53頁。

[15] 典型的討論模式如下:先介紹相關的稅法規則,然后舉例說明如何計算稅負,或者如何就此進行稅務籌劃,參見楊力,“外資企業股權投資稅收籌劃之辨析”,《涉外稅務》2003年第2期。最深入的分析,也不過是進一步比較稅法與會計制度在股權轉讓所得的確認上的差異,以及由此可以進行稅務籌劃。參見邵軍,“企業會計制度與稅法的差異分析”,《中國財經報》,2004年8月6日。

[16] 一些學者完全忽略了持有收益的這一內在要求,認為即使股權隔日轉手交易,只要被投資企業的股東權益部分有保留盈余,轉讓人就可以享有對應于該部分的持有收益,例見楊力,“外資企業股權投資稅收籌劃之辨析”,《涉外稅務》2003年第2期。這顯然是不對的,具體分析參見下節的例示。

[17] 這實際上是規范性文件的表述——“股權轉讓人隨轉讓股權一并轉讓該股東留存收益權的金額……”。從股權轉讓的一般原理分析,這一表述顯得非常滑稽,因為它把“股權”理解為“出資”,股權轉讓只限于出資轉讓,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18] 斯蒂芬。A.羅斯、羅得爾福。W.威斯特菲爾德、杰弗利。F.杰富:《公司理財》,吳世農、沈藝峰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 年,第86頁。

[19] 這一主張是否成立,需要對現實中股權轉讓交易定價方式進行實證研究才能判斷。筆者尚未檢索到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旁證的是,在近年來的會計準則修訂中,規則制訂者逐漸放棄了對發達國家流行的公允價值等計量方式的引進,而是轉為更為傳統的帳面價值法,《債務重組準則》即為一例。

[20] 對我國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之間的關系的一個簡要評述,參見拙著《會計法》,第21-24, 262-271頁。

[21] 1995年4月,當時的對外經濟貿易與合作部頒布了《關于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正式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控股公司。

[22]參見1997年原國有資產管理局和國家體改委聯合發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股東行使股權行為規范意見》。近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對這一規則提出了批評。參見巴曙松,“國有股權轉讓按凈資產定價有諸多缺陷”,《上海證券報》 2003年11月27日。

[23] 例如,德國1977年頒布了《重組稅法案》,規定符合條件的公司資產轉讓以及股份轉讓的收益免征所得稅。1995年的《公司重組法案》也賦予了公司為重組而發生的資產易股、股權分離或者股本分割等交易免稅的待遇。參見解學智,同注14書,第202-203頁。

[24] 實踐中,企業也可能運用一些技巧減緩現金流失的速度。例如先宣布分配,但暫不實際派發現金,而是作為“應付股利”掛帳,日后再分期支付。當然,這種情形下股東是否可以主張已經獲得分配,尚存疑問。因為按照《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計稅所得實行收付制,而非權責發生制。這樣的安排有可能遭到稅務機關的挑戰。國外的相關稅務籌劃,參見凱文。E.墨非,馬克。希金斯著,解學智,夏琛舸,張津譯,《美國聯邦稅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79-482頁;

[25]《公司所得稅制國際比較》, 前注2書,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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